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会议明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或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产生必然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从广义视角来说，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广义的文化和文明含义相通；从狭义视角来说，指的是人们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也专指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狭义的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等相对应的观念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分析文化现象、揭示文化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揭示了文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文化，不论物质形态的文化还是观念形态的文化，都是劳动的创造物。人民群众是劳动主体，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作为实际的劳动者创造了现实而具体的人类社会历史。
其二，阐释了文化的主要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具有典型的阶级性、民族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等特征。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文化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因此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阶级性特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另外，任何一种文化又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历史传统等条件下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体现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
其三，揭示了文化运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的，它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
其四，揭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同时，文化对政治经济又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强调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文化的影响作用在性质上表现为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程度上表现为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充分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对引领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还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比如揭示民族文化在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等。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也做过一系列重要论述，比如关于加强无产阶级对文化的领导权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问题、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问题、重视提升国民教育文化素质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百多年历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凝结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思想。党的文化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时，专门把“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作为一个重要方面。重点强调了两点：一是毛泽东“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并举例说“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二是强调“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充分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同时，还系统概括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诸如“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并称“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在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据此，他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资本主义的优势，“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内容，邓小平认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始终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位，他在强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时，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在强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在他提出的“四有”新人目标中，也把“有理想、有道德”放在前两位。邓小平还强调尊重文化建设规律，体现文化发展的人民性，他多次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邓小平在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上，一方面强调“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集中体现了他关于教育和其他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江泽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视为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强调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他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江泽民还提出“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学说，升华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明确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为了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胡锦涛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思想，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精神力量、道德观念的集中阐释，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强调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发挥好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三、“两个结合”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我国新时代文化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文化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坚持不懈用这一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认真总结党领导文化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深刻揭示和回答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它所包含的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不仅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髓要义和精神实质，而且也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存在“高度契合性”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等观点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社会理想观，即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为目标的“大同”社会理想观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民本思想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以及爱国、利群、尊礼、守法、奉公、敬业、忠实、廉耻、自强、坚毅、勇敢、正直等伦理价值规范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论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以载道，史以鉴今”“言而无文，行而不远”等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等重要论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己不自信，何以信于人”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如此等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紧密结合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发展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了我国文化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篇章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当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时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论断。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3月7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不断体系化，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一）提出以“九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思想
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取得的一系列显著成果，明确提出了以“九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思想，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重要思想，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向全党提出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大使命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推进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在讲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两个结合”的提出，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把坚持“两个结合”作为党坚持理论创新宝贵经验的重要内容。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对“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作了系统阐释。与此同时，二十大报告还紧紧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一文化建设主题，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五个方面，重点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
（三）提出以“十四个强调”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思想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概括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提出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大创新观点。同时，他还明确提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推进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和理论遵循。
（四）提出以“七个着力”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七个着力”的战略要求。这“七个着力”的主要内容是：（1）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2）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5）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6）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7）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个着力”战略要求，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为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继提出习近平强军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之后，党中央提出的又一重大思想成果，是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新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并将其自觉贯彻落实到新时代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根本思想遵循。
作者韩振峰，系北京交通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